由清河县委领导的武城县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前后[含2P]

我是山东省聊城师范的学生，1937年毕业后回故乡武城县河西小辛庄村（现属故城县）。以当时的眼光看，升高中上大学最好了，因没有足够的钱而上师范是不得已的，师范毕业，当小学教员，担子重，待遇低，又没社会地位，即使能当个完小教员也好不了多少。那时一想起来颇感悲观，同学中也有些人曾做过各种事，闲谈中了解到不少社会情况，如政府的黑暗，教育界的互相倾轧等。都使人不寒而栗。因而，对所学课程并没兴趣，只是为了应付考试，这时我已是20来岁的人了，对周围事物的看法，再不象小孩子那样天真。如农民的穷苦凄惨景况，他们为生活所迫离乡背井外出逃荒，有的惨死异乡，那些倒闭商人，失业店员，大都是人瘦衣肥，愁眉苦脸。当时，我并不知道什么是“阶级”，更不懂得“阶级剥削”，“阶级斗争”，但同情和不平的义愤感还是有的。当时侵华日军节节逼近，国民党军队步步退让，再也不相信那些官样文章了。所以，几年中课外读了一些书报杂志，其中有一部分是涉及时事政治的。尽管公安局对杂志书报层层审查，但总能透露出一些开人心脾的知识，东北的处境是很悲惨的，亡国已迫在眉睫。抗日，即是死也不能坐当亡国奴，而国民党的“先安内而后攘外”的论调已被鲁迅等人批得一文不值，当局是不能担当抗日重任的，对共产党和红军知道的很少，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正在北上抗日更不知道。但从点滴材料中，从那些被允许看的书籍杂志中，有不少介绍苏联情况的文章，有些却很能引人入胜，如集体农庄、工业化等很羡慕的，从侧面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。

由清河县委领导的武城县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前后

1937年“七•七”事变后，华北沦陷，全国像是急转直下，山东的军队和各级政府望风而逃。这时的处境是：抗日无门，而灾难颇多。第一是失业，我们这批毕业生，全县也只不过四、五人，但却连个完小教员也难以当上，失业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。第二是水灾，这年秋天闹大水，运河决口，秋粮收成不多，房倒屋塌遍地是水。出入很困难，抗战的消息断绝了。第三是匪祸，各种乌合之众，都以“义勇军”名义起来了。1937年底，叫“张八”的一股土匪，进占武城县城，县长逃跑了，我家附近也纠合了一小股，占了我们村，并以这个村和我的家为据点，盘踞了一个月之久，他们的土匪面目日渐明显，我和全家人都先后出走，躲到最远的一门亲戚南宫县西康村我妗子家。旧历年以后，邻居们来报信说：“张八”被赶跑了，徐占奎当了县长，收编了住我家的一伙人，叫我们赶紧回去看看。

我也因家事进过几次城，在军队和机关中还有些熟人，却没有看见多少抗日气氛，有些与在我家住的那一伙差不多。因此，也不想多沾他们。陆续也有些熟人出来做各种事，我当时虽是无家可归，还不愿意干那些没意思的事。一家人总不能长期躲着，我大哥主张，父母们到开平药铺（在唐山附近，祖传下来的）避难，我和大哥到天津做生意，嫂子们回娘家。当时我想，虽不能马上持刀去找日军拼杀，但绝不能到敌人眼皮底下忍气吞声，于是明确表示一定留下来，结果，全家人都未行成。

不久，八路军东进纵队已经打垮了围攻南宫县城的土匪，进驻南宫，西康村头也贴出过举办训练班招收学员的广告。国民党南逃，八路军东进北上抗日，地方党也开始活动起来了。对此我是很敬仰的，但我总是畏首畏尾的，一时还下不了这个决心。犹豫很久，打算去一个即将举办的抗战学院的时候，我的一个远房舅舅孙宝宽（本村支部负责人），把我叫到一个空房子里。他说：“听说你要去抗战学院，还是不要去，你真想去参加革命，我可以给你想办法。你该认识过去在这里教过书的王金印，他现在叫马国瑞，你舅舅活着的时候，很器重这个人，他也很尊重你舅舅，他现在负责了，你给他写封信，我想法转去。你等他回信就行了。”过了没几天，邀我去他家，在座的还有几个人，有的早已认识，谈的大意是：吸收我参加共产党，然后回本县去工作。我想，如果回县工作还是有个可靠的伴才好，于是我就提出大辛庄的韩强，并向他们介绍了韩强的情况，韩强年龄比我略小一点，山东省平原五乡师肄业，农民家庭出身，在本村当小学教员，我与他过去很熟。当我介绍了韩强的情况后，他们很同意，并决定等韩强来了一块谈。我立即回到家找到韩强，两人不谋而合。我二人一起到了西康村，又与前几天那几个人谈了一晚上，填了表，入了党。

事情来的这样突然，对我们来说，回去后如何开展工作，都缺乏思想准备。西康村支部还是马国瑞同志当小学教员时建起来的。一九三五年抢粮斗争时，这一带没有动起来，因此在白色恐怖中未被破坏，保留下来了。我入党后，决心要郑重其事地干一场，于是我给马国瑞同志写了信，要求直接找他谈话。过了几天，孙宝宽通知我去清河县青救会，说有人等我和韩强，等我二人赶到时，负责见面的人又外出了，于是见到了宁心力同志，按组织原则，没有涉及工作，只给了一些材料。过了几天，王发武同志来我家，要我们着手工作，一是按地下党的原则建党，二是宣传抗日，还给了一些材料。后来王发武又来指导工作时，说我和韩强填的表还是老格式，而且填的不是真名字，要改填，因没必要去西康村找介绍人签字，改由王发武做介绍人，地点是在武城我家里，以后为叙述方便都是这样说，但我的入党是在西康村。

由清河县委领导的武城县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前后

王发武同志来的当天，我即去韩强家商量怎样迅速地开展工作，商定先在中小知识分子和农民中发展党员。具体任务是：

一是先挑选几个可靠的人把支部建立起来，开展工作。找的是军王庄的王中（农民家庭出身，曾当过小学教员，三师的在校学生，年龄比我稍大一点）、庄凤昌（军屯人，农民家庭出身，县师范讲习所毕业，当小学教员，年纪也比我稍大）。我们四个人组成武城县第一党支部——武城党支部，我任支书，韩强任副支书，庄凤昌任组织委员，王中任宣传委员。支部建立时间我记的是1938年3月，这个支部的活动在小辛庄多一些，但不是小辛庄支部，小辛庄另有支部，这个支部过去我填表时都称之为武城支部，在当时只顾了工作并未想过它的名称。

二是各自在本村发展党员建立支部。韩强在小辛庄发展了王玉珩、李仲海等人，我在小辛庄发展了宋步山、宋玉文、宋玉珍、宋玉琢等人，以后向北伸展，发展了高武宣、于帮佃、张伯纲等人，在县城周围发展了王庆芬、李有彬、赵墨轩等人。

三是在我们周围熟悉的人中做个别工作，成熟后由他们在本村建立支部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，发展建立了河西街、徐里村、吴庙、高行杖、东西桥、饮马庄、巩庄等支部，约在五月，王发武同志来指导工作，召开了第一次工委会，我任工委书记，韩强任副书记，庄凤昌任组织委员，王中任宣传委员。以后，王发武又对我说：“你已经脱产了”。

1938年春天，冀南的八路军迅速发展，各县从建立救亡团体已开始筹建县政权，原聊城专员范筑先，在我党的工作和影响下，回聊城抗日，收编和扩建了二三十个支队。日军正沿交通线推进，还顾不上到内地来，局势暂时是平静的，是开展工作的大好时机。在最初开始工作时，曾有过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单刀直入地找头面人物薛风面谈，经与韩强等人商量，认为薛风这个人年纪比我们大，做过事，不好对付，还是稳妥一点，摸摸底再说。王发武同志也告诫过，除经组织批准外，是不得参加别的党的，也不能够吸收别党成员为共产党员。以后，山东来了沈鸿烈，河北来了鹿钟麟，收编土匪，扩大国民党，与我们争夺地盘。经摸底这些人中有的已与国民党的某些组织挂上钩，其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，就更加戒备了。

在建党方面把关是较严的，对与“官方”来往较多的人，即使对他们过去比较知底，也不轻易地发展他，以后县城这些人，依附了国民党军的石友三、胡和道。由于我们认真执行了上级的建党原则，经过抗日战争全过程的考验，还未发现什么组织不纯的问题。

1938年7月，武城县工委与地委没有直接联系，直接由清河县委代管，这期间，我曾到南宫大窑参加了一次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扩大会，是与清河县杨青、宁心力同路去的。这次会议中心是贯彻北方局关于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指示，会议讨论的很认真，会议还听取了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报告。这次会议，大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，增加了不少知识，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。回县后，我们的工作有些改进。这时，韩强从省党校学习回来，着重抓了河西各支部的工作，王中到河东第三完小当教员，相继在河东发展党员。我到河西街第二完小当教员，这时已不再是单纯搞建党了，注意了在各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中开展工作。

1938年9月，武城县划归鲁北，调我去陕北学习，从此，我便长期离开了武城县。

作者：宋步祺，武城县河西小辛庄村人现属河北省故城县，1938年由王发武介绍入党，武城县第一党支部书记，建国后曾任湖南湘谭地委书记、湘谭市机电厂党委书记等职。

来源：清河县党史办